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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楚瑜主席提出「二次寧靜革命」的概念後,引發各界不同的迴響,有人認為這是選總統的白皮書,有人則望文生義,或還活在古早時代,認為這是跟老李合作的訊號,我只能嘆一聲:「燕雀安知鴻鵠志」啊!
宋先生提出這個概念並非偶然。當政策小組幕僚們舉列檢討台灣10年來種種政策失誤後發現,根本問題不在藍綠,而在於缺乏4種「認知」:沒有認知到全球已進入「典範轉移」的矛盾期,很多事沒有標準答案;沒有認知到欺上瞞下、逢迎拍馬,又缺乏肩膀的「官僚治國」,才是藍綠誰執政都做不好的主因;沒有認知到統獨大戰、藍綠對立是一種高度內耗的「社會成本」,也沒有認知到「信任」,其實是一種很珍貴而有用的「社會資本」
於是,我們提出了「二次寧靜革命」的構想,因為這是一種近乎革命的全面改造,卻必須在體制內不流血的完成。
第一次寧靜革命是從威權到民主的「體制過渡」;第二次寧靜革命則是一種「體質」變革,要從觀念、作法、到行為,從政府、經濟、到社會,全面性的調整台灣體質,以讓台灣迎向劇變的挑戰。

詳全文:為什麼需要「第二次寧靜革命」 (吳崑玉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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